大瑞铁路怒江特大桥建设有序推进

那些哄抬物价的商家，基本上都受到了惩处，而囤积白醋的群众，一家人只好花去几十年时间，把醋慢慢吃完

目前发现一些有待核实的线索，有消息认为谣言始发于浙江，或与当地游资借机炒盐有勾连。也许应该庆幸，这次遭到抢购的只有食盐一项。

现在的情况是，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电站危险并没有扩散到周边国家，更没有污染食盐生产。单就中国而言，全国各地有着庞大的盐业资源，仅青海茶卡盐湖探明盐储量就超过4.4亿吨，足够13亿人吃70年。老实讲，政府有责任在抢购风潮并起后加以遏制，这是行政责任使然，但若论及抢盐潮的肇始，就与某些批评意见所认为的政府公信力没有太大关系。撇开阴谋论不谈，此次抢盐风潮令社会短暂脱序，也反映出群体在抗灾及应变上的不成熟。抢盐风潮还显示，人们恐慌的只是恐慌本身。

但如果连带着抛却公民责任，期待政府无所不包，也就等于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也等于宣布放弃对别人的责任。省盐业总公司表示储备充足，完全能够满足需求。归根结底，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，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。

第二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，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、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。2008年以来，由于金融危机冲击，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，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。如何改变？我主张两点：第一，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，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、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。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，还是改革开放期间，都没改变。

(本文摘编自《同舟共进》2011年第2期)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民富 。而之所以国有经济、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，轻视民生类行业，是因为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官员们按某种方式去做决策。

许多人会说，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，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？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？一些经济学家说，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，即所谓第二次分配。过去60年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，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、怎么使用，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，看淡工业品。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，1952年时，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%，到最近则上升到30%左右，翻了一番。

因为那些离民生太远，离重污染、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。到2007年，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.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，比1978年还大。但发展到现在，也有很多弊端。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，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，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，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？2007年，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.4%，而中国在医疗卫生、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.4%。

过去30年，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。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，城市人的工作、教育、医疗、退休、养老、住房等，都由国家包办

就可以告诉他，你就属于那9·3%。但是，在付出了七八万求学的成本之后，却只能做原本无需上大学就做的工作，让人情何以堪？虽然也有大学生无奈做了这样的选择，但比较起来，这样的农民工的工作，大学生其实并没有优势，一无体力，二无经验，三不耐劳。

（ 12月26日，新京报）作为一个成天被就业焦虑笼罩的大学生包围的大学教师，实在没办法相信这个数字。但是大学生不行，必须有个工作，才能养活自己，否则就得继续靠家长养活。真要是非逼大学生走这条路，别的不说，现在的好些大学将会人去楼空。可惜，数字不能当饭吃，有时只能暂时的哄人，有时连哄人都哄不了，只能暂时的应付。否则，就不会有瓮安事件，不会有石首事件，不会有现在还纷纷扰扰的乐清钱云会事件。有的学校干脆来绝的，不拿就业证明来，就不给毕业证。

如果一味制造出些令人欣慰的数字，自我陶醉。更多没这个福分的失业大学生，就只能漂在社会上。

似乎，只是给上面看的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政府方面的动力，更需要社会的压力。

但每个人都知道，恰恰我们的国民对政府最信不过。当然，这些大学生也可以跟他们的父兄一样，去做农民工，去建筑工地，去工厂的流水线。

大学生的就业，跟农民工不同，属于刚性就业。现在的大学，哪个专业如果就业率上不去，明年就要限制招生或者停招，而停招限招，事关专业的生死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就是求学生，也要弄个证明，算是就业了。如果大学生的就业形势，真的这样乐观的话，那么从大三开始就忙着为找工作发愁的学生，岂不是庸人自扰？吃饱了撑的？还好，人社部的数字，没有百分之百，毕竟还留了9·7%的口子。

这样的结果固然令人满腹狐疑，但还真的就没法追究。而政府公信力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发布的统计数字难以取信于人，这些数字，跟民众平时的感觉，差得太远。

但是，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了结呢？早晚还得有个工作。想起某学术单位学术委员会评职称投票，某人做了几乎每个委员的工作，但是最终只得了一票，但每个投票的人都告诉他，那一票是我投的。

别说，这样的事例还真就不少，一些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，找不到工作，于是就在家里跟爷爷奶奶一起打麻将，靠中年的父母在外打工养活。你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就业，但这样的就业，漫说发展，漫说以后结婚成家，就是糊口都很勉强。

这样的就业，实际上不算就业。只要冒出一个楞校小子说，我就没有就业。当然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，可以做蚁族，做鼠族，在一个生活指数很高的大城市里，挣生存线的工资，干貌似白领，但民工不如的工作，只能租城中村里的一张床。没有工作的大学生多了，时间一长，就是社会的隐患。

刚刚还得到消息，某世界著名公关公司统计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，中国以88%高居榜首。就业难，原因很多，归根结底，一是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来，学校的整体结构和培养模式都大有问题。

农民工如果被解雇，找不到工作，可以回家乡继续种他的地。而我们的数字统计，又基本依靠组织，组织有本事组织出数字来，于是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，就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

进入 张鸣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大学生就业 。二是我们的就业市场，跟大学状况和规模不适应。